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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学者黄维樑在北师大文学院讲座:今天的我们如何爱读《文心雕龙》 2017/09/28 展开  

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邀请,香港著名学者黄维樑教授于2017年9月15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5049会议室做了一次题为《今天的我们如何爱读<文心雕龙>》的学术讲座。黄维樑曾长期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
黄维樑教授先从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这一角度,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就《文心雕龙》的现代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讲解。他指出,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长期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甚至出现“严重入超”的局面。从“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别求新声于异邦”,到今天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学界的流行,很多中华学者都成为了“后学”中人。黄教授认为应该以《文心雕龙》为基础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何以《文心雕龙》为基石,将其转化为今天可用的文学理论方法,将其发展为具有恒久性、普遍性和实用性的文学理论体系,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学界的一大历史使命。黄教授还详细示范并阐释了自己在分析中国古典诗词、中国现代散文小说、以及从莎士比亚戏剧到韩国流行剧《大长今》等文艺作品时,对《文心雕龙》之“六观”法及其理论的具体运用,充分证明了《文心雕龙》这部经典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可以焕发活力。黄教授还以《文心雕龙》的《史传》篇和《论说》篇为例,从文学史和学术论文的撰写方面,指出了其现实应用性。
此外,黄教授还着重介绍了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的“爱读式”排版方式。运用大量书影图片,黄教授详细地阐释了由其发明并在香港已注册专利的“爱读式”排版,是如何方便读者阅读古典诗文的,而这也是黄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华经典文本普及的一大心得。
文学院师生三十余人认真聆听了黄维樑教授的演讲,并就《文心雕龙》在当下的普及,《文心雕龙》在分析中外文本的适用性等问题,与黄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北师大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秘书长姚爱斌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和当下大陆的“龙学”现状,充分肯定了黄维樑先生的研究思路,并且高度评价了黄先生在推动古典诗文传播方面所作的努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沈庆利教授从打破学科壁垒的角度,强调了跨学科、跨文化视野在黄先生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对黄维樑教授融汇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对他既精于学术研究又善于文学创作,且兼顾文化出版的“多面”贡献表示感佩,同时期待黄先生以“龙眼”观中外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能给祖国内地的《文心雕龙》研究者们以良好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勇先生,回顾了他与黄维樑教授多年来的友谊,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对黄维樑等香港学人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着重点明了东西文明糅合对黄维樑等香港学者的积极影响。

高考捍卫者刘海峰:人情与关系社会不改变,将高考送进坟墓也没用 2017/05/23 展开  

 

 

作者: 刘海峰

ISBN: 978-7-303-21927-8

定价: 78.00

 

高考捍卫者刘海峰:人情与关系社会不改变,将高考送进坟墓也没用

 

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编辑|陈薇

 

 

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办公室望出去,是绵长的白城沙滩。再远处,是泛着三两只游船的澎湖水。

 

1978年刚入校时,我们还要端着枪在这片沙滩上巡逻。刘海峰指了指窗外的海水,他18,高瘦。放哨,是为了防范海峡对岸的水鬼特务。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等教育专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录取大学生中的27万分之一。

 

40年来,高考从一代人命运的拯救者,演变成人人都能吐槽几句的人才选拔机制。

 

40年来,刘海峰从参与高考到研究高考。他钻进故纸堆,为科举制平反,和主张废除高考的激进派论战。

 

他成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专业户,也是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有学者调侃他,“你太保守了”,还有媒体把他扣上保守的帽子,和有激进主张的学者列在一起。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对高考歧义最多的时候,能用深入的研究让争论变得理性。”刘海峰说。

 

被重建的人生

 

恢复高考,像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多年后,刘海峰从事高考研究,仍觉得照亮他的这道光有诸多“不可思议”。

 

1977年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刘海峰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文革前的课本从旮旯里被翻出来,重新成为抢手货。听课的考生挤满了礼堂,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

 

“鱼跃龙门,山川变色,天地为宽。”80年代,大家对高考的评价一直留存在刘海峰的脑海里。那时,高考命题、阅卷略显粗糙,但作为重建的人才选拔机制,激发了全社会对知识的热情。

 

事后,刘海峰才知道,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创造了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29人里录取1人。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都考上了。

 

刘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但最终被厦门大学录取。

 

1977年,刘海峰被厦门大学录取。

 

在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他从同学那里得知,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班里有4个人情况类似。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上。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最后却收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刘海峰后来查阅资料,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这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人。他们曾被投向农村,承受磨难。最后,又被时代热烈召回。

 

在学校,他们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海格尔,开展人生观大讨论,邓丽君的歌声也漂洋过海灌进耳朵。学校辩论会的题目是“谁是民族英雄”,报告文学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成就是理科同学的目标。

 

1977级毕业生一早就被中央和省属单位预定了。刘海峰全班67名同学,十多名进了部委单位,其余也在省市充当主力。因为成功率高,民间把他们戏称为77,银78”。刘海峰在厦门大学继续读研,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以高考为坐标,两条生活的轨道在青年脚下延伸。

 

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到来之前,刘海峰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

 

弟弟刘海平一直记得大哥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挂上两担稻子,腰都直不了,摇摇晃晃,随时像要摔跤。

 

“如果当时没考上,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刘海峰说。

 

 

1978年,刘海峰和同学到泉州春游,在老君岩老子像下合影。

 

 

公正的重建

 

在一次艺术和体育类教育招生的调研会上,报告里列出了几种舞弊的案例。

 

刘海峰拍着纸上的案例,又在会上增加了一个亲身经历的。

 

1977年高考前,他曾参加过一场艺术类考试。事后才得知,文化成绩排名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最终没被录取

 

参会的专家调侃:幸亏30多年前没录取你,要不然非但你上不了厦门大学,我们还少了一位研究高考的专家。

 

大家哈哈一笑过去了。

 

对权力、金钱和人情关系的关注和警惕,始终是他性格和研究上的一种基色。

 

他认为分数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考生的“硬实力”:“考试强调见多识广、谈吐不凡,农村生活又缺少见世面和交流的条件。这就是选拔多样人才和维持公平方面的两难。”

 

当年,他在农村插队时,队里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是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如果再奢侈点,能被推荐读个中专,就更好了

 

推荐上大学,对当时的刘海峰来说几乎不可能。

 

他的父母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在龙岩县任教。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冲击,更无关系可走。在队里劳动,别人一天挣10工分,他拼命干,因为不熟练,拿4.5分,看不到希望

 

生活唯一的信心来自父亲从任教的中学借出的图书。

 

夜里看水渠时,知青间传阅的《牛虻》被他一口气翻了六遍。在地里看西瓜时,他点着一豆油灯看完了《第二次握手》。工余时间知青们猜拳喝酒、抽烟聊天,他一个人关在屋里,和屋下的牛相伴,“做书呆子”。

 

那些描写主人公曲折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像别人的酒,被他借来浇了自己心里的块垒。

 

197710月,恢复高考的通知传遍乡野时,他也不被看好。母亲单位的同事像是提醒一样,你家这种身份,孩子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压抑感一直持续到他办理档案转接手续那一天。他拿着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到耕山队队长家门口时,听见队长对一位干部子弟说,“海峰考上厦门大学,这下可痛快死了。”

 

“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学者在东莞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对公平与公正的追求,成为他身上的一枚烙印。被权力寻租的不安刺激着,在高考改革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刚性指标为主,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理性维护高考

 

刘海峰性格温和,从中学起,在班里就有外号“秀才”。刘海平印象中,哥哥言语不多,从来不会与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那时,刘海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文弱的大哥会成为舌战群儒的“战士”。

 

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后,刘海峰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现代高考制度。

 

30年中,升学竞争加剧,恢复高考激起的求知热潮逐渐演变成唯分数论,广受诟病。要求废除高考的声音从未断绝。

 

“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片面应试课业负担压得没有欢乐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当我看到一些人为给女子加分弄虚作假的报道时,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2010年,刘海峰在一个教育改革的论坛上公开表达自己对改革的心态。

 

高考恢复30年时,有学者撰文称,改革开放30年,“7778”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这个论点被刘海峰引用进论文。

 

他把自己称作“为高考保驾护航的人”——反对废除高考,主张以统一的刚性指标为主,循序渐进开展多元的考核。

 

“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负担”、“要像清末废科举那样废高考以寻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他写文章一一指出这些言论隐藏的误区。

 

像个灭火员,哪里燃起一把火,他就搜罗史料,通过辩论试图熄灭一些盲目的声音。常常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氛围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将高考送进坟墓”,不久后也还得将它重新请出来。”他强调。

 

因为替高考辩护,媒体把他和呼吁素质教育的“激进派”摆在一个版面上,称他为“保守派”。来约稿的编辑一开口就说,“您是极力捍卫高考的一位学者……”他纠正:“应该说我是理性维护高考的一位学者”。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媒体跑来采访他,他肯定之余不忘泼冷水:要防止“多元录取”变成“多(银)元录取”、“多权录取”,防止孩子的才学考试竞争蜕变为家长的关系能量竞争。

 

对社会给予期望的“综合评价”,他也持谨慎的乐观:此前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试点效果不错,但他们范围小、有面试,风险可控。大规模的人才选拔,还是需要可以量化的刚性指标,“否则就可能变得功利”。

 

不可复制的使命感

 

毕业后,刘海峰的同学或入政界,或下海经商,或远赴异国。不少成为政界、学界、商界的重要人物。

 

刘海峰延续了第一次迈进图书馆时许下的“梦想”。那时,刚刚结束传阅手抄书的他,看着一排排图书,兴奋地对同学说,日后应有一本印着自己名字的书位列其中:“要著书立说,否则无颜面对马克思。”

 

发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国内批判多、研究少。在国际上,科举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英国、法国、日本等六个国家都有研究著作出版。但在国内一度无处可寻。

 

“我们之前的一两代学者,常有一种压抑感,”同样是1977级历史系出身的程方平回忆,那时汉学研究的中心都在美国、俄罗斯,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想把它抢回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科举制开始,刘海峰先后在伦敦和日本访学。他拿着一本《东京23区书店、图书馆完全指南》,四处高价淘书。又从英国图书馆检索到19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文献,最终考证了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如今,他已出版《中国科举史》、《高等教育史》等专著二十多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刘海峰基于史学的研究使高考改革的讨论走向深入,而非流于人人都可吐槽的空谈:“他不是一味遵从行政意志,也不是迎合老百姓呼吁,而是通过考证,理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研究过一千多年的中国人才选拔史就不太会困惑,”刘海峰说,现在遇见的问题大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

 

20048月,他到西藏开学术研讨会。会上得知,林芝地区500分以上的文科和理科考生分别有25人和57人,其中都只有三四个是进藏干部职工子女和当地考生,其他都是各省市的高考移民。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并未带来区域公平,而是滋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这和科举时代的区域均衡和’冒籍’问题如出一辙。”刘海峰事后撰文,称这是一个千古难题,问题的核心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埋头查阅这些“故纸堆”时,他常有意外收获。

 

比如,一份科举制度中的乡试资料里写到,“参加乡试者,可携带两片人参,提神。”他回忆起40年前那个冬天,自己参加高考的那天早上,母亲特意炖了参汤,端到兄弟俩面前。

 

看到这里,他会心一笑。
张亮:马克思研究的中国经典是这样炼成的 2017/01/13 展开  

8年前,我撰文试图研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提出20世纪80年代是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并列举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论著,其中两部是关于马克思的,即孙伯鍨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1985)和陈先达著《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87)。后来,我更多地将研究重点转向西方“马克思学”,也就是西方学术界的马克思研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这两部著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已经达到国际一流研究水准,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向国际马克思研究奉献的两部中国经典。8年后,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杨耕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两部经典,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论著。我认为,这是向经典致敬的恰当方式。

 

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我曾反复研读《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和《走向历史的深处》并从中获益。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条件远不如今天,这两部经典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此番再次重读,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首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这种诞生于19世纪的科学理论还具有20世纪的当代性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内在决定一个研究者对马克思的提问方式及基本观点倾向。例如,西方“马克思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因此,虽然在主观上追求对马克思著作思想的科学理解,并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但这一学术潮流终究无法消除思想隔膜,完全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彻底领会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孙伯鍨先生和陈先达先生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中的两个领军人物。他们都是1930年生人,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国家危亡,见证了民族解放,因此积极追求进步,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坚定的信仰为他们的学术研究筑就牢不可破的基础,让他们久经磨难而不悔,坚而不弃,持而不馁,最终超越时间、语言和文化的隔绝,走进马克思的心灵深处,重现其伟大的思想探索道路。

 

其次是强烈的现实关怀。“文章合为时而著”。学者只有积极回应时代、社会的理论关切,才能创作出可以引发广泛共鸣、产生持久影响的精品力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是如此。孙伯鍨先生早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原著。70年代中期转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后,他开始筹划建设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后于80年代初期主编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是他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不过,当有机会出版一本专著时,他却回到自己20多年前耕耘过的“老课题”,创作出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为什么会如此选择?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发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思潮和学术潮流的大举进入,围绕着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现了一些学术纷争,这些纷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乃至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认识。于是,他急时代之所需,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两个阶段、两条逻辑”学说,实现对苏联观点和阿尔都塞观点的双重超越。陈先达先生同样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是因为察觉到国际国内人道主义潮流中所蕴含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险性,他从70年代末期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力证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人道主义历史观,进而实现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系统阐述,创作出版《走向历史的深处》,在“新领域”里作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写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不独中国哲学史,对于哲学史乃至广义的思想史研究而言,文本理解与诠释都是首要问题。经过近40年的不断发展,文本诠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高度重视。但纠枉过正,也出现了个别求全责备、走火入魔的迹象。例如,一些学者片面强调文本诠释的文献学和版本学基础,仿佛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就没办法研究马克思,不依据马克思的德文原文甚至是手稿就无法诠释其真精神似的。事实上,文本诠释既需要外在的文献、文本基础,更倚重研究者内在的诠释功力。如果缺乏高超的诠释技艺,文献、文本基础再坚实,思想的声音仍旧喑哑不可闻。孙陈两位先生都不是哲学科班出身,但他们青少年时代受过中国既有学术传统的熏陶,大学时代接受了系统的历史学训练,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深切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精髓的历史主义文本诠释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在开阔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语境中精读马克思的核心文本,最终成功地让马克思的思想自己绽显出来。我认为,两位先生在马克思文本诠释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迄今仍未被超越。

 

最后是开放的学术视野。孙陈两位先生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成长成熟起来的学者。他们理论立场坚定,但不僵化保守,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国外思潮和学术潮流。改革开放前,他们主要以苏东为师。改革开放后,他们则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为批判、对话对象。因此,《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和《走向历史的深处》虽然创作于中国,但与20世纪主要的马克思研究传统都保持着深入的学术对话关系,从而在包容并蓄中走到了20世纪国际马克思研究的前沿。不少更年轻的学者都曾问我:为什么这两部创作于30年前的经典即便放眼今天仍没有过时,可以直接解决他们的很多学术困惑呢?我的回答是:30年来,国际马克思研究并没有超越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高峰,这就使得我们依旧处于这两部经典的学术射程之内。


仰海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和思想构架 2017/01/13 展开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与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同样如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社会的变迁,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逻辑和思想构架,并对新世纪的本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本土建构,离不开对过去研究成果的重新阅读。这种阅读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一方面是为了在新的语境中加以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具有本土意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境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杨耕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事件”,所出版的18本图书,重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诸多重要成果,让我们在重温过去研究成果中放眼未来,在传承中发展创新,进一步探索中国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构架。

这套丛书再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我一直认为,自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摆脱传统教科书的影响,走向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之路。这一研究经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达到了重要的节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探讨,都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套丛书的18位作者,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代学人,都参与到了上述的学术讨论中,这18本著作,就是当时学术探讨的记录。这些研究一改传统教科书时代的统一模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鲜内容、体现出作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体认、展现出不同风格的话语构架。两代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勾勒出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画卷,并以实践唯物主义与主体性问题的成果为基础,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构架与理论话语,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的学术逻辑并不只是书斋里的想象,而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思考。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不是由中国发端的,前苏东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在70年代重新研究马克思时,很多学者都以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学者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虽然受到了这些研究的影响,但这一讨论本身却有着本土的历史语境,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时代问题的洞察。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展开;到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迫切呼唤合乎时代要求的主体与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既看到了这个时代的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可以说,这套丛书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是这些学者在新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回到经典后的创造性阅读。在这种阅读中,丛书的作者们既看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又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在逻辑,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术成果。

本套丛书所收集的著作,在初版时是分开出版的,以其理论的力度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今天重新将这些著作集中出版,再次勾画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定图景,也更能展现每本著作在这个图景的地位和作用。将这些著作集中出版,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承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这样讨论哲学的生成问题:“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同样如此。重新阅读这些著作中,不仅能感受到每一作品的内在力度,更能感受到这些著作的整体力度,感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三十年里走过的路程。只有了解曾经的道路,才能切实地在新的历史与理论语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甚至是展现过去研究中没有展现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丛书不仅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照,更为未来的研究廓清了理论的地平。

杨耕: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2017/01/04 展开  

《重建中的反思》再版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即《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我的《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的“修正”、深化和拓展。1995年,我出版了《危机中的重建》,力图在“重读”马克思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以后的20年间,我又一直对我的这种“重建”进行“反思”,力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部著作定名为《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又是我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第二版。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有较大的变化:一是删去了“第一版”的“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双重职能”,增加了现在的“导论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这一部分集中体现了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即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二是增加了现在的“第六章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这一部分集中体现了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并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与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三是调整了“第一版”的“第七章意识与意识形态批判”、“第八章实践反思与‘从后思索’”,增加了“意识形态批判与资本批判的统一”、“历史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长点”等方面的内容,并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批判与资本批判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四是在“附录”增加了“历史唯物主义: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重新理解斯大林与卢卡奇的本体论思想”两部分,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

无论是“危机中的重建”,还是“重建中的反思”,我都深深地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博大精深,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认识自然,难;认识社会,更难。当一门门自然科学像繁星一样布满在科学的“太空”,把人类智慧之光照射到自然界的深处,不断发现自然规律时,人类对自己及其历史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表层,历史规律仍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在马克思之前,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中独占鳌头,一统天下几千年。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他使唯物主义之光终于照射进了历史领域。从空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距很近;从时间上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又相距遥远,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人类整整走了两千多年的心路历程,可谓“咫尺天涯”。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他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融合,并终结了“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评价公正而中肯。

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学习、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30年间,我的“身份”处于不断的转换中,思想也处在剧烈的变化中,但我“咬定青山不放松”(郑板桥),哲学研究始终聚焦在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在这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著即将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领路人、我的导师汪永祥教授。此时,他已“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了。人的一生忘记的是大量的事、多数的人,记住的是少量的事、少数的人,融入到生命中的只是个别的人。汪永祥教授就是融入到我的生命中的人。我忘不了他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忘不了他的谆谆教诲、殷切希望,忘不了在我的人生转折关头他对我“严父”般的指点和“慈母”般的关心……我深深地怀念汪永祥教授。“要是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天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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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的世界》《影像中的生死课》入选中国教育报2016年最受教师喜爱的100本图书 2017/01/05 展开  

“中国教育报2016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评选”于2016年12月26日揭晓,《大学新语》《儿童阅读的世界》《教育的使命——一位美国名师的课堂反思》《教育方法学》《世界小史》《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我们三代人》《我只想站得直一点——黄玉峰教育演讲录》《怎样观察一棵树:探寻常见树木的非凡秘密》《中国教育路在何方:顾明远教育漫谈》入选TOP10,《爸爸的故事》《慈悲》《音乐神童加工厂》《影像中的生死课》等入选90佳。
中国教育报“教师喜爱的100本书”年度评选凸显教师视角,旨在通过教育工作者、专家、读书版编辑参与的评选,对全年出版的图书进行检阅,遴选出真正受教师读者欢迎的优秀图书。
“教师喜爱的100本书评选”是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的品牌活动,在读者中具有良好的口碑,评选出的好书榜单已成为读者选书、出版社出书的重要参考。

《影像中的生死课》《杜威家书》入选新京报2016年度“教育类”好书 2017/01/05 展开  

十三年了,书评周刊的信念愈久弥坚——无限相信阅读的力量。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会认为,某个地方还有神秘的面纱不能被富有创造性的人类所发现。这个时代如此看重效率,如此迅速的发展、变化、竞争和革新,令人悲哀的是,这通常以抛弃某些价值为代价。但我们相信,有一种价值人类无法割舍——对精神领域的探索,它从阅读中产生。
每一本书都是一片大海,汹涌着作者自在激情的潮汐,凝视思想和美的吉光片羽,倾听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这写作和阅读的激情,源自对知识的不竭渴求,对美好生活的本能亲近,对认知自我的强烈冲动。最终,通过持续地阅读,我们终将抵达大海深处某一片宁静的岛屿。在那里,你变得自在,静谧,当然,那片岛屿也是孤独深处,你将和自己独处。但这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请相信我们。
温柔而坚定的,请把你的手递给我们,让我们带你走上一条体验阅读之美与阅读之趣的通途,愿你们心生喜悦。在阅读的路上,愿与你们继续同行。


2016年度好书入围书单

教育

《走进共和》入选中华读书报2016年十大好书 2017/01/05 展开  

《明清社会和礼仪》入选新京报2016年度“国故类”好书 2017/01/04 展开  

十三年了,书评周刊的信念愈久弥坚——无限相信阅读的力量。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会认为,某个地方还有神秘的面纱不能被富有创造性的人类所发现。这个时代如此看重效率,如此迅速的发展、变化、竞争和革新,令人悲哀的是,这通常以抛弃某些价值为代价。但我们相信,有一种价值人类无法割舍——对精神领域的探索,它从阅读中产生。

每一本书都是一片大海,汹涌着作者自在激情的潮汐,凝视思想和美的吉光片羽,倾听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这写作和阅读的激情,源自对知识的不竭渴求,对美好生活的本能亲近,对认知自我的强烈冲动。最终,通过持续地阅读,我们终将抵达大海深处某一片宁静的岛屿。在那里,你变得自在,静谧,当然,那片岛屿也是孤独深处,你将和自己独处。但这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请相信我们。

温柔而坚定的,请把你的手递给我们,让我们带你走上一条体验阅读之美与阅读之趣的通途,愿你们心生喜悦。在阅读的路上,愿与你们继续同行。


2016年度好书入围书单

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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